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俄体制改革,走过了惊心动魄的历程,留下了令人难忘的记忆。这个过程所反映出来的一般和特殊的规律,成为人类现代文明史上的宝贵财富,并为人们深入研究这段历史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中俄两国在改革过程中,分别采取了渐进的和激进的两种不同的改革模式。两种改革模式孰优孰劣,从其经济后果的硬性指标上已经清楚地显示出来,人们也更多地是从这个角度来肯定渐进转型模式。然而,如换一角度,从价值观念变化对转型促进或制约的影响来分析,也许更能说明渐进转型模式的合理性。 价值观念是个涵义丰富而深刻的概念。我们所说的价值观念的变化,是以中俄两国的体制转型,即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为特定背景的,因此,从广义上所说的价值观念,是指同向市场体制转型相联系的对社会基本问题的价值取向;而狭义上,则主要是指市场观念的形成,包括改革观念、法制观念、竞争观念、效益观念。激进转型模式轰轰烈烈,变化巨大,并迅速地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由于转型过快,导致了人们的思想混乱,观念差别极大,真正的市场观念并没有形成。渐进转型模式,在缓慢稳妥的改革中前进,人们在不断得到实惠的过程中,切实感受到了市场经济带来的好处,人们的市场观念、创新意识及民主和法制素质有了实质性的进步,使改革成为不可逆转之势,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一 在把握价值观念对体制转型的影响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要处理好价值观念的一元性和多元性的关系。人们往往误认为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价值观念是多元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价值观念是一元的。其实,任何一个社会,总要有一个整体的基本的价值观念。美国人信奉自由、民主、个人权利至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中国人信奉马克思主义、集体主义、社会共同富裕。苏联搞了七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共产党东山再起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只不过是一些社会主义的国家,要追上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则更加注重统一价值观的作用,并以此作为社会动员的基本工具。应该充分认识到,社会一元性的价值观不是短时间内形成的。特别是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大国,一元性的价值观是民族文化长期积淀的产物,须倍加珍惜和爱护。如果在转型过程中不注意处理好价值观的一元性和多元性的关系,特别是对社会传统价值观横加指责,加上转型过快,人们没有充分的时间进行思考,价值观念的调整跟不上迅速变化的社会现实,就会出现价值“真空”或众多的非定型的价值观,导致人们价值观念的严重冲突。非定型的行为迅速增加,加重了社会控制的成本,这是转型时期社会冲突的重要根源。俄罗斯今天经济恢复中的主要障碍,还是人们基本价值观的对立。这种对立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在政治信仰上的分歧。苏联原来是社会主义国家,人们普遍推崇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而体制的激进转型,使传统的思想、观念和社会价值观受到了挑战并发生动摇,但新的社会价值观又没有树立起来,只好盲目照搬,采取拿来主义。如1990年的社会调查表明:认同西方政治模式的人达到被调查对象的90%;1992年降到40%;1995年降到25%;1996年又降至12%。[1](P50)1998年9月末10月初,俄罗斯社会和民族问题独立研究所,以“俄罗斯公民怎样看待自己”为题,向不同年龄段的24个联邦主体,71个地区,3000个公民通过问卷形式进行调查。确定的命题及调查结果如下(见表1): 表1 不同年龄段的公民的政治信仰状况
(资料来源:《Η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1998-12-9) 斯大林主义是不可饶恕的:16-45岁的调查对象,75%左右同意,其余不同意;46-65岁的调查对象,60%左右的同意,其余不同意。马克思主义是可以相信的:16-24岁的调查对象27.4%赞成;25-35岁的调查对象33.4%赞成;36-45岁的调查对象36.6%赞成;46-55岁的调查对象41.7%赞成;56-65岁的调查对象50.3%赞成。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观是不适合俄罗斯国情的:16-24岁的调查对象24.4%赞成;25-35岁的调查对象40.7%赞成;36-45岁的调查对象49.4%赞成;46-55岁的调查对象52.5%赞成;56-65岁的调查对象62.9%赞成。[2] 第二,在国家发展道路上的分歧。这个问题是同对自己国家历史的评价联系到一起的。1998年9月末,同样是俄罗斯社会和民族问题独立研究所,就俄罗斯公民怎样认识自己和自己的国家,向24个联邦主体,71个地区,不同年龄段的3000个公民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如下(见表2、3):
对国家发展道路的认识,总的看来,赞成自由主义激进改革的占7.2%;中间道路的占16.6%;独立的俄罗斯道路的占15.6%,共产主义道路的占10.0%;社会民主占5.2%。此外,还有44.60%不关心政治,哪个能改善生活就支持哪个。[3]个人自由和社会均衡发展哪个重要:在调查对象中,16-24岁的44.1%赞成个人自由,34.8%赞成社会均衡发展;25-30岁的32.1%赞成个人自由,47.1%赞成社会均衡发展;36-45岁的22.9%赞成个人自由,54.5%赞成社会均衡发展;46-55岁的20.8%赞成个人自由,61.6%赞成社会均衡发展;56-55岁的20.8%赞成个人自由,61.6%赞成社会均衡发展;56-65岁的13.4%赞成个人自由,71.8%赞成社会均衡发展。[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