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研究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中国人民大学比较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联合主办的“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研究的政治经济学方法”研讨会于2001年5月20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全国十几所院校和研究机构的40多名专家以及海外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他们分别来自政治学、国际政治、公共行政、经济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共向会议提交了十多篇论文。与会代表围绕“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及一般问题”、“政治经济学方法的应用”和“政治经济学方法的挑战”三个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其间的争论显示了当前中国学界在引入并应用新政治经济学方法中所取得的进展以及存在的矛盾与分歧。

      一、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

      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出现了一股研究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场）的互动，将政治学与经济学融合起来的趋势。在这一政治经济学复兴的潮流中，多学科的交叉形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简称IPE）和比较政治经济学（Comparative PoliticalEconomy，简称CPE）等新兴学科。与会代表对这两门新兴学科的兴起背景和理论作了梳理。

      南开大学的王正毅教授认为，IPE的兴起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局势变动息息相关，这些形势的变化可以总结为四件大事：美元浮动、美日贸易摩擦、石油输出国组织的胜利、以及加拿大1974年设立“外国投资审查局”对跨国公司进行管理。这些政治与经济紧密结合的新现象引发了国际关系学界对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审视。王教授认为，传统国际政治学中无论是现实主义或理想主义，都强调政治与经济的分离，主张国家间政治关系决定着国家间的经济关系。这种状况与战后的冷战背景有着直接的关联，国际关系的研究者因而相应地强调与冷战相关的战略—安全问题（“高端政治”），而国际经济问题则被看作是无关宏旨或服从于政治性宏旨的“低端政治”。20世纪6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国际政治理论的国家主义取向、过于强调军事—安全的思维、以及将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的研究取向受到了尖锐的批评。新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开始重视非国家行为主体，主张国家也可以分解为不同的部分，相互间不仅存在着矛盾而且其中一些可以直接在跨国范围内发挥功能作用；它关注国家与市场的联系，探讨经济增长的根源及其对于世界经济政治的相互依存关系的影响，研究经济变化与政治变化的关系以及国际市场对国内经济的重要意义。因此，IPE研究打破了传统国际政治研究的四个界限：一是“高政治”与“低政治”的界限；二是国家与市场的界限；三是权力与财富的界限；四是国际与国内的界限。

      有代表指出，IPE在发展的初期是作为解决实际问题的方式提出的，它涉及国家金融与货币、国际贸易、跨国投资等诸领域问题，实际上是围绕国家与世界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上述问题进行政治经济分析。IPE并非特指一种特殊的方法或理论的应用，而是指某个特定领域、某些特殊问题。目前IPE研究中主要采取经济和社会历史方法、国际机制分析方法和理性选择模型。也有学者认为，理性选择模型的引入使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得到了一种可以在单一的理论模式下将政治与经济问题作同一性处理的方法。同时，这种方法还强调研究程序的形式化特征和研究结论的可计量化和可验证性，从而使得相应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具有规范、精要和抽象的特点。

      与其他新兴学科一样，国际政治经济学内部存在着不同的流派。王正毅认为，这些不同的学派其实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当代的翻版和修正。他区分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中三种不同的传统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五大理论：一种是自由主义传统，在此传统上发展出相互依存论和霸权稳定论；一种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说根源于此；另一种是古典重商主义传统，它的继承者是IPE研究中的国家主义理论。

      关于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张小劲教授在提交会议的论文中指出，在政治学领域中相对发展滞后的国际政治学以其对于世界局势变迁和当代发展潮流的敏锐感觉和学理认知，率先关注政治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对于将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的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的主流倾向形成了非同小可的震撼，促成了比较政治经济学的诞生。张教授从正在发展的比较政治经济学中辨识出两个不同的研究取向：一是侧重理论概括和创新理论，另一是侧重方法论创新。他指出，比较政治经济学特别强调时间和地点的敏感性，并不追求曾经在比较政治学中那种力图建立超越时间和地域限制的普适性理论模式，它也特别强调相对宏观的分析单位的意义。就IPE和CPE这两门新兴学科的关系，张教授认为，两者形成了一种特定的“学术分工”：国际政治经济学集中研究和讨论全球背景下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中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而比较政治经济学则主要考量和探究一国范围内的政治发展与经济因素（特别是国际政治经济因素）的关联。

      二、理性选择模型的利弊——政治学与经济学间的对话

      经过长期的学科独立发展，政治学与经济学形成了风格迥异的研究方法、思路和理论体系。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科学中的诸多学科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一股重新强调制度作用的思潮，统称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反思“行为主义”革命的不足中，开始回归传统政治学对制度的推崇，经济学也突破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开创了新制度经济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对制度的这种共同兴趣驱动了双方重新融合的趋势，使得新政治经济学逐渐开始形成。然而，眼下这种融合更主要是以经济学扩张自己的边界，向政治学传统研究腹地进行渗透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方式来实现的。公共选择理论正是以经济学方法研究政治现象而形成的新政治经济学分支理论。较之于政治学的研究方法，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模型具有前设简明、逻辑性强、解释力诱人等优势。于是，理性选择模型成为了目前新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方法，被广泛应用到各种问题的研究上。然而问题在于，理性选择模型在普遍化的应用中究竟有多大的效度和可行性？普遍性边界究竟有多宽？新政治经济学在理性选择模型的帮助下能走多远？与会学者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