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政治沟通理论研究至今仍然在探索着它的研究范围和方法论。20多年以前，卡费(Chaffee)编了一本名为《政治沟通：问题与研究策略》的书，收录了布鲁穆勒(Blumler)和古里威奇(Gurevich)的文章。（注：Blumler,J.G.and Gurevich,M.(1975).Towards a comparative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In S.H.Chaffee (ed.),political communication:issues and strategies for research (pp165-193),Bererly Hills,CA:Sage.）该文宣称，在政治沟通的比较研究中缺乏严格意义上的研究模式和框架。文章不仅指出了政治沟通研究的缺陷，同时也说明了媒体与政治机构体系之间的关系。在文章的最后，作者尝试着提出了一个可用于政治沟通比较研究的概念性的分析框架。该文是最早的分析文化因素在政治沟通过程中所起作用的文章之一。 1978年，格兰(Glenn)著文专门探讨政治沟通中的文化要素。他试图证明，政治行为是由三种文化要素构成的交互作用(interplay)所决定的：主观性(subjectism)、共同主观趋向（co-subjective orientation和强烈的客观趋向(strong objective orientation)。这三种文化要素在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具体内涵。（注：Glenn,E.S.(1978).Politics:An intercultural view.In F.Casmir(ed.),Intercultural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pp.(429-450),Washington,DC:University Pressof America.）一年以后，一本名为《不同文化间的沟通手册》的书在美国出版，书中载有斯塔若斯塔(Starosta)的文章。该文运用“符号分析技巧”，有选择的分析了一些联合国大会发言者的政治沟通动机。斯塔若斯塔认为，研究者可以通过对文化要素的分析来揭示某种文化的基本精神(the tenets of a given culture)，人们的主观文化决定着或者充斥于他们的语言表达。（注：Starosta,W.J.(1984),On intercultural rhetoric,In W.B.Gudykunst and Y.Kim (ed.),methods fo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al research (pp.229-238),Beverly Hills,CA:Sage.）其实，在斯塔若斯塔之前，奥里夫(Oliver)就提出过类似的观点。1971年，在一篇题为《古代印度和中国的政治沟通与文化》论文中，奥里夫指出，语言的修辞以文化为基础，它脱离不了它的使用者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注：Oliver,R.T.(1971),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in ancient India and China,Syracuse,NY: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奥里夫的这一极具启发性的研究在后来的近20年间并没有被其他学者跟随和继续下去。 最近，斯万森(Swanson)和尼墨(Nimmo)编辑出版了《政治沟通研究新动向》一书，对于文化要素在政治沟通过程中的作用以及文化在政治沟通中的表达方式作了进一步的探索。（注：Swanson,D.L.,and Nimmon,D.(1990),New directions i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A resource book,Newbury Park,CA:Sage.）他们宣称，这一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拓展，传统的主流派语言修辞学者和理论家现在已经开始关注于对流行文化形式的宽泛的政治意义的理解。在这本书中，约翰斯顿(Johnston)回顾了过去的、特别是80年代的政治语言修辞研究。（注：Johnston 的文章收录于 Swanson 编辑的 New directions i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A resource book 一书，见上条注解。）他得出结论，一种新的研究取向正在或已经形成，这种取向包含着一种对文化在政治现实里的政治对话和谈判中的作用的研究兴趣。斯万森和尼墨显然是把注意力放在了有别于传统的主流理论研究的政治沟通分析上，他们很欣赏阿龙·瓦尔德乌斯基(Aaron·Wildavsky)的表述：文化，作为一种社会过滤机制，有助于人们形成政治好恶。这种观点对于理解文化要素如何在同一和不同的政治体系中影响政治沟通非常重要。（注：引自上两条注解所提及一书的第39页。） 本文试图以斯万森和尼墨的观点为基础，分析和解释近斯出现的有关文化要素在政治沟通中的作用的文论，并在此基础上对这种新的政治沟通研究取向作出评价。 二 在欧洲政治舞台上发生的许多政治现象已经被学者们诠释过它们在政治沟通过程中的文化价值。美国学者海塞(Heisey)在研究瑞典首相帕尔梅时指出，帕尔梅的政治修辞显示出了两个传统瑞典文化价值的特征：为正义而战和为和平而努力。（注：Heisey,D.R.(1993),olof Palme:Sweden's champion of justice and peace.此文是作者提交给 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Miami Beach 年会的论文。）帕尔梅在瑞典和世界其他地方的言行记录清楚的表明了他已将祖国和民族的普遍价值当做自己的事业追求，为世界范围的理智和良知的建立做出他自己的贡献。他反对殖民主义言论和行径，支持世界各地的民族解放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