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是民主口号迭起、理想主义盛行的世纪，然而却又是因此“使人愚昧的狂热”而导致空前大灾难的世纪（注：据估计，在20世纪因战争或政治原因死亡的人数在1.7亿人左右。超过人类史上所有战争、内部冲突和宗教迫害的死亡总数。更无法用数字估算的是20世纪极权主义专制对人类文化大规模毁灭所带来的无法换回的损失。）。任何一个迈向21世纪的人都可能由此追问：为什么20世纪世界法西斯主义和国家专制主义能够借助理想主义的旗帜和口号，由极少数人造势（发动）而形成社会民众广泛参与的社会思潮？为什么对传统文化进行全面的道德批判和对传统社会进行颠覆性的改造，会给一个民族造成难以弥合的精神创伤，会成为社会持续动荡和长期落后的根源？关于20世纪的理想主义，就是一个值得深入反思和持久探讨的话题。 一 理想主义是一定的社会群体为着某种既定的目标而达成的价值预期，它以强制性的方式对个体实行道德激励，并规范其行为以提供价值支持和组织（制度）保障。理想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是近代以来理性思维发展的表现。人类社会以往类似于理想主义的信念寄托是以附隐喻、象征的宗教形式表达的，即通过宗教的礼仪方式满足群体和个体对社会人生的终极性解释。而理想主义则是18世纪以后源起于欧洲，原旨是以批判、否定甚至颠覆传统宗教形态及其社会秩序，为人们提供一个全新的理想社会模式，满足大众重建社会新秩序的理性渴望。 西方理想主义的思想起源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柏拉图超经验世界支配下的“理想国”，而近代启蒙哲学的兴起，则将其具体化为以19世纪前后卢梭的“自由平等”理念原则和圣西门的“统一社会组织”原则，以及孔德的以“实验社会学”理论为框架的近代理性社会发展观。19世纪以后西方科学技术大大推动了工业文明进程，一系列自然科学的理性方法如实证方法论、机械决定论、生物有机体理论、达尔文进化论以及早期唯物主义被引入各式各样关于社会发展进步的学说，理性主义被用作理想社会可按照由一个中心从低级向高级分阶段有序发展的科学证明。可以说，整个20世纪，关于社会发展的理想主义学说都是在圣西门和孔德的理性主义发展观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相信并解释社会的“进化规律”，是20世纪社会理想主义发展学说的主要任务。 然而，20世纪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不仅与理想主义建立在理性分析基础上的预期相距甚远，而且即便是每一次被社会理想主义思潮（非理性成分）煽动起来的公众热情也难以维持，从而迫使组织者们不得不依靠强制的手段推行理想主义的社会实验。20世纪世界性理想主义潮流是一个源于欧洲大陆但又非欧洲社会主流思潮的值得人们深思的历史现象。这首先在于，它的出现有着思想的包括哲学和文化意识的深刻历史背景，因为“在社会演进中，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注：[英]哈耶克著，王明毅译《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第27至28页，第60至61页，第13页。）。 （一）理想主义的起源：从“宗教天国”的没落到“地上天国”的诞生 理想主义的兴起是以理性主义取代传统宗教并树立起理性的神圣权威为基础的。世纪的理想主义思潮从思想源流上不仅是古希腊人概念至上理想化观念的再现，更是直接沿袭了欧洲浪漫主义与国家主义相结合的法国大革命（1789年）否定和取代宗教的概念和信仰原则。 这就使我们关注到一个曾为人们司空见惯而未能深入反思的问题：20世纪何以会在种种“理性”、“科学”的名义下产生那么多旨在引导人们摆脱现世痛苦、企望美好未来的“新教义”？20世纪群众广泛参与的理想主义运动所暴发的政治热情为何竟类似于原始宗教的狂热（偏执与妄想）？ 这一理想主义信念支配下的群体运动必然走向宗教般的狂热。法国的古斯塔夫·勒庞早在1895年考察分析法国革命的群体意志（“公意”）时就指出：“群体下意识地把某种神秘的力量等同于一时激起他们热情的政治信条或获得的领袖。……群体的信念有着盲目服从、残忍的偏执以及要求狂热的宣传等等，这些宗教感情所固有的特点，因此可以说，他们的一切信念都具有宗教的形式”（注：[法]古斯塔夫·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这是极有见地的。但对于20世纪的理想主义，极少有人注意到，除了群体运动所形成的类似于宗教狂热的情感和形式外，它的发生和蔓延，同路德宗教改革以后德意志思想发展和欧洲社会变迁（持久的动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关注这一联系，对于研究和考察20世纪理想主义的源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事实上，很少有人能从欧洲思想史和哲学史的历史大跨度梳理和剖析这层隐秘的关系。就思想和历史的跨度而言，从思想史来说，这涉及到高级宗教基督教及其新教改革直至18世纪以后与宗教精神对立的理性崇拜和近代理想主义思潮；从哲学史来说，涉及到以古希腊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为基础的长达1500年的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包括笛卡尔之后大不列颠的经验论哲学、大陆的理性主义和先验论哲学等。而每一种理念形态又都是思想史上“不可避免”的环节。也许正因为思想史上大跨度的历史观难以建构，所以更少有人能够明白20世纪理想主义与其思想中介黑格尔理念哲学同中世纪经院哲学，乃至古希腊哲学之间的本质联系，进而由此指出路德的“宗教天国”与理想主义“地上天国”之间的本质差异。最近程世平先生在其新著《文明的选择》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宏观的考察分析，并得出结论认为：“当路德打开了那扇通往上帝之门的时候，同时也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于是整个德国都兴奋起来，为自然立法，为道德立法。从康德到黑格尔，从费尔巴哈到叔本华，他们纷纷拿起批判的武器评估旧有的一切偶象。他们以怀疑的眼光打量着以往的价值，力图创造出一种不以上帝为依托的新道德的价值表来。”路德之后，以德意志帝国的日趋衰落为象征，欧洲文明史上出现了精神偶像的“大空位”时期，人们为之兴奋雀跃，寻找新的寄托，但“结果是以反偶像始，以自己成为新偶像而终”。因此，随着19世纪德国文化的复兴，以德意志为核心重振昔日“罗马帝国”的雄风，为之创造新宗教，构造新教义，才是欧洲近代理想主义兴起的真实背景。所以，“黑格尔与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差别不在思想的内核，而在阐释的方式。不是思想创造，而是话语创新。这就是说，黑格尔们的思想只能从基督教意识形态统治德意志的千年历史中来。只不过基督教以神学的方式来表达哲学，黑格尔则用哲学的方式来阐释神学。”揭示这一事实还并非目的，真正的研究兴趣在于承认这一事实所要回答的问题：为什么路德在带来“人们对上帝的存在及其真像的思考”并促进了人类思想进步的同时，却也带来了那些由“一神到多神”、由“宗教天国”到“地上天国”的类似于原始宗教形态的社会动荡和变迁。而正是“这些悄悄发生的变化，却深深地影响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基本走向，最终导致了包括希特勒在内的德意志特有的文化现象，并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的全部历史”。[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