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阶级社会经历几千年。其间，王朝更迭频繁。历朝历代不少统治者为使政权长治久安，都不同程度地重视各种政治问题的解决，其中君主能否实现“德治”天下，以使社会秩序健康发展，是所有亟待解决的政治问题中的首要问题。 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政治社会里，作为当政者的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历史的变迁反复证明，君主个人的作为关系着国家的兴衰甚至民族的命运。在中国传说中的圣人时代，圣贤们初步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从实践中总结出了以德治天下才是最有效治国途径的基本经验，即“自古圣人治国推崇德治”。传说中的黄帝、尧、舜等，都是把自己个人深厚的德行融合于治理天下中，从而成为天下太平兴盛的圣人。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随着政治的演变，君主们及一些思想家在考虑如何治国时，愈加强调君主要以德治为主。荀子曾说“得道以持之，则大安也，大荣也，积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则大危也…”宋叶适也论道“人君必以其道服天下，而不以名位临天下”。“得道”或“其道”都是要求君主治国不能凭借权威逼压天下民众，而要藉自身高尚的品德以合理的方式来治理国家，也就是说“德治”才是最佳的治国手段。 从历史看，君主要把“德治”真正付之于实践并取得成效，必须把握好以下三个方面： 一、君主自身有良好的道德修养 先秦时代的儒家在理论如何治国时，特别强调当政者要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孔子认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是治政的根本。君主作为一国之君，他的品德修养直接影响着国家的政策，也左右着国家政令推行的成功性，“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唐太宗也说“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可见，君主要获得人民的拥戴，让民众接受他颁布的政令，自己首先要有民众认可的德行。 君主到底应当具备什么样的道德修养才行呢？孔子认为，一国之君至少必须具有仁、义、礼、智这四种最基本的品德。北周苏绰认为“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国之主也。”“故为人君者，必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义，躬行忠信，躬行礼让，躬行廉平，躬行节俭，然后继之以无倦，而加以明察。”他将孔子所议的君主四种基本品德，进一步明确定义为仁义、孝悌、忠信、礼让、廉平、节俭、无倦、明察八项具体的道德指标。唐代魏征曾向唐太宗上“十思疏”，提醒唐太宗治国时应注意十个方面的问题，其实也是对君主个人基本品德的强调。 从中国古代社会状况看，人们的道德观念是法律之外的维系社会制度的一大准绳，人们崇尚道德高尚的人，斥责不道德的行为和诋毁不道德的人，正如唐太宗教诫子孙道“桀纣虽是天子，今若相唤桀纣，人必大怒。颜回、闵子骞、郭林宗、黄叔度，虽是布衣，今若相唤称赞道类此四贤，必当大喜。故知人之立身，所贵者惟在德行，何必论荣贵”。可见，德行在人们心中占的份量是何等的重要，因此，人们对君主德行的要求和期望往往更高。君主要想具备良好的道德形象，就必须做到：(1)勤于学习。“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弗畔矣。”学习可以使人增长知识、开阔思维，增强自我约束和明辨是非的能力，形成完全的人格精神。君主担当着统揽全国的重任，他的文化素质（才智）决定着他的思想素质。注重自身修养的君主一般都是以学习来提高自己，以保持决策的正确性。(2)善于自省，勇负责任。君主同常人一样，都有其智识的局限性。尽管贤明的君主治国时注意“德”的考虑，但在施政过程中难免会犯错误，这就要求君主能时常反过头来检讨自己的行为，一旦发现问题或自己的过错能有自知之明并承担起责任。“有自知者英，自胜者雄。问勇，必曰义乎。”有勇气战胜自我，敢负责任者不失为英雄。汉武帝可称之为这方面的典型，他“晚而改过”，以一篇“罢轮台屯田罪已诏”成为历史上少数几个善于反省、知错能改的帝王之一。历史上不少王朝灭亡的根源本在于统治者自身无德施暴所致，但这些统治者往往把责任推到百姓身上，指责百姓行为不轨。“乱之本，鲜不成于上，然后民受转移于下，莫之或觉也，乃曰：‘民之所为不善，’用是而雠民。（雠：仇恨）这是极大的错误。(3)不好虚名，大公无私。喜好虚名、追求浮夸是古代君主们最大的弱点。“人主之大患，莫大于好名。人主好名，则群臣知所要矣。”君主爱听好话，臣子们则容易投其所好尽量谄媚吹嘘，它带来的往往是朝廷政风的污浊，最终会导致君主看不见国家中的丑恶行径，听不到来自民众的呼声，更觉察不到危机的到来。英明的君主追求的是实事求是的声音。 完美的君德是建立良好政治秩序的保证。君主自身具备完美的道德修养，便能领导社会建立起良好的社会风尚，诱导臣民变得忠厚朴实，“君有一德，臣无二心，上播忠厚之诚，下竭股肱之国力”，天下大治成为可能。 二、以“仁德”治国，实行“仁政” 传统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完全依靠命令和刑法来管理国家和民众，尽管也能取得一定成效，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政者与民众之间随时可能出现的磨擦与冲突，甚至易激化矛盾引起政权危机。以“德”治国，是将君德的社会感召力纳入政治决策及其实施过程中，通过潜移默化的作用感化民众支持顺从君主的统治，“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这是中国古代社会里最理想的治国方式。但要真正实现“德治”并取得成效，就要求统治者要以“仁德”为标准，实行以民为核心的“仁政”。从历史上贤君治国的经验看，从“德”出发实行“仁政”必须贯彻执行两个原则。 1、宽政爱民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夫民者国之先，国者君之本”，人民是国家的主体力量。在古代君权专制下，人民虽处于无权地位，但却是统治者宝座的支撑者，中国古代四千年来历代王朝的开创与倾覆显示了人民的巨大力量。古训“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形象地说明了君主与民众利害关系，也告诫统治者若想长保政权避免倾覆，就不可以无限度地使用自己的权力，超越客观规律肆意滥用民力，视人民如草芥；不然，酿成的只能是暴政，失去民众失去天下。荀子说：“得民众则得天下”。历史上这方面的正反史例不少，“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也，失其心也”，周幽王“暴其民甚”导致国破家亡；隋炀帝扰民过于烦苛使隋帝国迅速走向瓦解；他们失误的根本就在于个人无德，不行仁义。唐太宗总结到“朕看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任法人御人者，虽救敝于一时，败亡亦促”，行“仁义”就是德治，有德的君主治国绝不会忽视人民的力量。 既然国之兴衰，君之荣辱无不与民息息相关。“宽政爱民”便成为贤君依“德”行“仁政”的首选原则。它体现在：(1)利用宽松的政策来减轻百姓负担，从而给百姓营造一个稳定的生存环境。最早将这一点运用于实践中的是商汤，商汤因“修德”而得以灭夏立商后，为稳定政局，让饱受夏末苦难的“百姓亲附”，他实行了“轻赋薄敛，以宽民氓”的经济政策，并进行了“布德施惠，以振困穷。吊死问疾，以养孤孀”的政治行为，使商政权巩固了下来。以后的君主及思想家们又不断将这一点作为德治与仁政的政治具体化。西汉初，国家经济极端萧条，百姓生活极其贫困，当时的统治者既为国宁也为民安，采用了干涉少而剥削轻的“轻徭薄赋”经济政策，从高祖刘邦的1/15税到文景帝时的1/30税，由此稳定了经济发展秩序，让百姓生活有了保障。唐太宗素以“爱民”之君形象为后世所称赞，他以“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为前提条件，在经济政策之一租庸调制中对百姓负担的规定明显地比前朝轻了许多，突出了轻徭薄赋的特点，给了百姓很大实惠，达到了“爱民”目的。(2)充分维护百姓的各种权力，能够爱惜民力。贤德君主的“爱民”不仅体现在政策制定上，还表现在实施中。西周姜尚提出治国之道在于“爱民”，而“爱民”即是“利之而勿害，成之勿败、生之勿杀、与之勿夺、乐之勿苦、喜之勿怒”。充分维护百姓的各种生存权力，使他们得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无变旧新，唯仁是亲”。除了权力的保护外，百姓还期待他们的劳动及劳动成果被重视、被爱惜。有德的君主不应忽视这一点。汉陆贾曾对武帝呼吁“是以君子尚宽舒以苞身，行中和以统远”。要求君主用宽宏舒缓来修身，用中正平和来治国，这中正平和的政治具体化就是爱惜民力、与民休息。陆贾之前的晁错也多次告诫景帝“民贫，则奸邪生”。君主要了解百姓最基本的要求，爱惜民力，真正解决百姓的生活问题。以爱惜民力作为与民休养生息政策的一个方面成为汉初在短时期能走出贫困与混乱的又一因素。后世其他成功的君主也无不重视这点。
